2015 年 5 月我在《秘密讀者》寫了這篇（後轉載於秘密讀者網誌），提了一個有點古怪的概念「階級勵志偶像」，其實就是「網紅」。當年特別感謝八旗文化的編輯和行銷願意分享做這本書時的考量，否則本文論證會薄弱許多，無法支持網紅「無法控制誰來閱讀他，出版社也沒有特意召喚台北公立大學的學生」。

於今（2018）回顧，若將 2015 年的書籍出版個案換成各種網紅，分析似乎還是能成立，因此稍加修整後重發。這篇是從網紅跟粉絲的關係講知識型網紅的侷限，不是要罵誰。我尊重這門生意，欣賞經營過程中傳播的知識，多少改善了我們的環境。然而，「階級勵志偶像不斷切劃階級邊界，倘若區分不夠細膩，無處不是戰場，抗敵的張力就容易「回火」成為意識或無意識的壓力。」這可能是爭取各個文化戰場的主導權時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漫畫通常是對事物本質的非常深刻的寫照：可能並不是其當前狀況⋯而是其可能的發展趨勢的寫照」^[1]，施舜翔的《惡女力》也讓我讀到一種能推而廣之的滑稽，適足為階級偶像勵志書的範例。雖則這麼提法有待解釋，畢竟出版社（八旗文化）將該書歸入「人文」書系，其內容緊扣電影與流行文化，作者施舜翔的 Facebook 帳號 — — Paris Shih — — 時常提及西文學術書和作者名 — — 凡此，乍看都跟勵志不相干，為什麼我主張這是一本勵志書？

本書的擔當編輯讀過初稿後，將影評的成分捺進背景，強調 Paris 的學院出身，「豐富學院基礎的後女性主義研究者」的形象，選擇電影與流行文化初試啼聲^[2]。如此定位，既出於常年觀察書市而培養的嗅覺（電影書不好賣），更希望培植 Paris 成為獨當一面的作者，是故電影是他研究的媒介之一，屬於招式，卻不見得圈囿住他的內蘊。

網誌、Facebook、線上媒體與書籍等各種出版形式，於今交織緊密，由於各媒介的政治不同，善用則能多頭營「利」。從學院裡伸腳在公知圈子佔個位的如黃國昌、葉丙成，選舉如范雲，動員起來的社會力也頗可觀；當然，學術研究的本務若顧不好，不只落人口實，佔不到位的後進少不了質疑其正當性。跟這些前輩相比，Paris固然各媒介多頭並進，有聲有色，但在學術界尚未佔到位置，啟人疑竇的還只是個竄升中的形象，不涉其能動用的學術地位、行政協助等資源，到了譬如陳芳明那種坎棧（khám-chām），捲進來的又豈止是經濟、政治與文化資本而已 — — 所幸本文是要談勵志書。

Paris 的學院派形象主要在兩條線上啟人疑竇。首先是「遲到」的時態，彷彿台灣從 1990 年代以來虛構與非虛構的「惡女」從來不存在，讓人不知所措 — — 興許理解為展現階級品味的排除，比較準確。顛覆政壇的許曉丹^[3]、翻轉賺賠邏輯的何春蕤、陳雪的《惡女書》或《惡女書》的陳雪^[4]、洪凌的《肢解異獸》或酷兒洪凌、飾演電視劇壞女人角色的苗可麗、丁國琳，胡淑雯或陳雪再現的台妹，林林總總，皆曾讓台灣社會應對失據或苦惱，暴露其尚未準備好面對多元性與性別實作的窘態^[5]，更甚者，不同階級與性別回應前舉事件的論述又有差異，假使細緻切析，也有許多議題在其中^[6]。以《慾望城市》、《金法尤物》、《辣妹過招》等 1990 年代後的電影為分析對象，率皆好萊塢，這樣的選擇本身就限定了惡女的可能範圍。然而，這個敢愛敢恨、（透過消費）自主自由的惡女形象，「摧毀⋯父權婚姻神話」、「嘲諷並抵抗常規社會的種種性別框架」、「跳脫中產階級家庭意識形態」、「打擊父權社會與成人世界」^[7]、⋯ — — 她如此標定自身，可是這些神話、框架、意識形態等在本地或第一世界社會的哪些局部作用、在何種條件下展現，不得而知。《惡女力》貌似提供形形色色的戰術，卻欠缺戰略界說；一旦無處不是可能的戰場，要嘛反倒是讀者的心理系統張力繃最緊（我這樣做是不是服膺了父權？不夠惡女？），要嘛輕忽抵抗的代價，只當成體己話來聽。

其次，Paris「只讀不練」，他視電影為文本，「召喚」諸惡女，聲稱「只要我們是惡女，就可以抵抗不再萬能的電影敘事」，「讓當下的女性電影『惡女化』」(234)。電影敘事中的角色離日常生活是有距離的，離台灣社會又更遠。電影角色可以「堅持寫著⋯青少女小說，而且不在乎它們是否真的賣不出去」(96)，現實的言情小說寫手經不起市場嚴厲掏洗的話，就只能轉行。讀完 Paris 對《控制》的分析，點頭稱是，回顧自己母親的婆媳關係，卻只能承認 amazing 的 Amy 絕無僅有。規訓的種種部署以懲罰為後盾，現實中的壞女孩倘若欠乏社經地位與文化資本保護，她們要怎麼生存，遑論那些未必特別想使壞，卻曾經或正在承受污名、很難大剌剌替自己說話的前公娼、傳播妹、檳榔西施，在《惡女力》張羅的五光十色裡，她們或許從未站穩腳步。抵抗是要付出代價的，不然台妹幹嘛復仇？

語言化約了實在的複雜性，於是有可能「以言行事」，有時卻也容易讓人誤認語言就是實在本身。不是的，語言只是實在的諸多層次之一。就耽溺於閱讀而言，惡女跟腐女／腐男是一致的。

針對《惡女力》，以上是兩種可能的提問，然而如此提問，本身也犯了學究病。熟悉台灣社會惡女，乃至看重台灣的社會條件，期待論述扣回之，這種提法神似鄉土文學式的「禁令」^[8]，本身就是經過特定的社會軌跡才養成的，否則未必會如此連結。反之，對不同社會軌跡所養成的另一套習氣而言，從好萊塢電影辨識出在第一世界才成立的惡女身姿，是理所當然的。

是故，以學術的標準期待之，《惡女力》固然「落漆」（lak-chhat），而且就電影或流行文化評論而言，它跟台灣社會也在時間性及對社會結構的辨析上脫節。可是從這些角度評斷該書，同樣不甚切事。那麼迄今銷售不惡^[9]的《惡女力》，憑什麼召喚到讀者？召喚到什麼樣的讀者？

階級勵志偶像是如何煉成的

論及滑稽，波特萊爾認為人具備「同時是自己又是別人」的能力，戲劇因此具備療癒的潛在功效。我們還不是的時候，就有能力想像與期望「惡女的自我」，根據 Paris 勾勒的惡女形象與閱讀線索，從電影等文本裡讀出惡女，可是實作起來，大多數的我們只能像到一定程度。Paris 跟粉絲牽締了雙重關係，一方面他主動拼湊惡女特質，肉身操演，引以自許；另方面他高呼「男人是流動，姊妹是永恆」，稱頌姊妹情誼。Paris 邀請他的姊妹一起作離經叛道、自主有力、叛離父權而且永不後悔的惡女。

Paris 整體形象的塑造，他自己用力最深，其次是出版社。《惡女力》的擔當編輯儘管對 2014 年間越喊越起勁的「教主」名頭略有所聞，並不熟悉 Paris 在 Facebook 的形象；印象中他有些同志粉絲，也以後女性主義著稱。出版社的企劃固然會考慮該媒介的形象，她更堅持書要有書的樣子。此外，八旗文化的讀者夠死忠，銷量毋庸多慮，坊間賣書的刺點遂不必放太多。於是編輯與企劃專注於做出書的質感，除選擇非常規的開本外，硬殼和以紫金銀色為主的封面，不放作者照片突顯「內容決勝負」，藉物質打造出象徵價值，更能取悅文化資本在金字塔上層的讀者。上市後，通路分予該書的待遇及來客屬性的差異，則讓出版社設定之外的讀者拿起《惡女力》。誠品給予電影區的平台陳列；金石堂賣得跟誠品旗鼓相當，企劃解讀為閱讀本書的年齡層跟閱讀羅曼史的讀者，有機會接軌。從 Paris 的例子可以了解到，當今作者的形象是在多重媒介上、遵循迥異邏輯「滾」起來的，同時，路由各媒介的路徑，更會產生連鎖效應。Paris 在部落格談「惡女敢曝美學」的〈拜金淫蕩的崩壞世代〉，繼而「女人迷」網站上平反「哈洋屌」現象的〈全球慾望城市中的陰性惡魔〉等兩篇高人氣文章，讓他逐漸跟「後女性」綁在一塊，聲名鵲起，這是 2014 年的事。出版計畫始動時，擔當編輯參加了 Paris 的實體講座，感想是「女生比例很多，而且現場幾乎所有人⋯好像全部一起從政大坐公車出來的，整體學院形象還蠻清楚的」，「真的會有對這種主題感興趣的年輕網路讀者，他們會很自發地就被他感召過去」，「我看你的臉，不是師大、政大就台大的那種感覺」。

Paris 無法控制誰來閱讀他，出版社也沒有特意召喚台北公立大學的學生。然而，反過來說，如前所述，Paris 確實選擇了好萊塢營造的敘事與明星而非台灣社會的記憶，選擇不斷朝姊妹喊話但同輩的筆戰不蘸太深。另方面，出版社則致力釀造書本的時尚感，捨棄電影書或「惡女教戰手冊」等路數。出書後，雖然本書不是八旗當月最優先打的書，但誠品給了陳列，《美麗佳人》等時尚雜誌登了書訊。各方作的「功」（work）自然而然地「串謀」，每一方都沒有能力完全控制「Paris Shih」這個形象（這個形象也不等於操作形象的任何一個個人），各自作的功卻都不致渙散失焦，而是緊扣惡女與姊妹情誼，持續不斷地選擇恰當而相關的元素。此即階級勵志偶像^[10]產製過程的一個片段。

大家都知道女神的數量比女神的信眾，比方說宅男或中學生還要多，這是因為「宅男」與「中學生」欠缺「為自己發言」亦即代表自己的能力，記者在街上隨便拉人，皆可直接安插成宅男、學生、網友等，眾口爍金。他們通體透明，鏡頭一掃，「觀察家」一觀察，輕易就拗進文字或影像，成為某種素材或證詞。反觀「國立大學學生」就複雜得多，社會假定他們能（在恰當的輔助下）為自己發言，名嘴想強暴或收割也不妥一兩句就打發，遂能做《大學生了沒》和《爸媽囧很大》。「國立大學學生」的社會軌跡雷同，身賦相近的文化資本，更受困於同樣的「大環境」。他們亟需被溫柔告知：你很棒，很特別，你比那些壓迫你的人棒多了^[11]。

階級勵志偶像舉手投足都有雙重效果，涵括與排除同時發生，肇因於其中蘊含關乎觀審（裝飾、衣著、外表等事物）、展演（能力和表現）與道德（道德品質、如何舉措才得體等）的判斷^[12]。「教主」書寫螢幕惡女，揭櫫惡女的觀審與展演判準，自不待言，在道德上則攻訐「父權」、「婚姻神話」、「中產階級家庭意識形態」等敵人來劃界。承前文，我的意思不是 Paris 的批評全非事實，不，但凡能成「教主」勢必回應了實在的困境，有辦法填補情感的空洞或需索。劉墉實現了一代人攀升階級之梯與跨國移動的夢，然後賣書解決其教養疑難與餵食小孩「青少年讀物」的需求。周偉航（人渣文本）主打世代不正義，一邊對準魯蛇喊話（出版），一邊為其代言（專欄），重炮轟擊抓不住二十幾歲人想法的王建煊們。至於 Paris，他告訴姊妹：喜歡那些電影非但不膚淺（別再被自以為是的異男文青拐騙了），其中更有自主自立的典範，Paris 身先士卒，誠摯呼喚姊妹同來。鄉民（又一個近乎透明的概念）罵姊妹哈洋屌，只是因為他們以為眾姊妹是他們的財產。他們吃不到金絲貓，財產還被拐跑，當然氣得跳腳^[13]。Paris 擅長的修辭會捻出理論與作者的關鍵字，像精巧的屜格，用來收納讀者的負面情緒與情感，復以姊妹情誼撫慰之^[14]。

言之固有物，階級勵志偶像自我生產的要點，在於情緒、情感、觀審事物的方式，遂能涵括同時排除特定的人事物，召喚相近的習氣，也鞏固相濡以沫的陣地。這是相對性的概念 — — 階級勵志偶像本身的動機或意向、判斷準確或失誤、認識高明或低劣，都不是重點，重點是其論述、出版、活動、筆戰、動態更新等，經各種媒介與代理，能夠召喚到粉絲，被粉絲認可為其代言人，而粉絲之所以認可，則是因為從偶像身上嗅見相似的習氣，但偶像比自己更像期望中的形象，而且這個形象是從偶像的舉手投足間滋長的^[15]。階級勵志偶像存在於其與粉絲的互動之間。

勵志的限度

哪怕未經檢驗的生命不值得活，沒有偶像的生命搞不好活不下去。建立階級勵志偶像這個概念並無輕慢之意，而是為了更確切地把握現象，以便指出這種勵志的限度。

階級勵志偶像跟面向大眾的勵志作者，出書銷量是乍看最明顯的差別，更關鍵的是前者的操作方式傾向於再生產出階級界線，後者著墨的主題則泰半無關痛癢。階級勵志偶像有「才調」（châi-tiāu）推動情感經濟^[16]，其「手勢」（tshiú-sè）有助於增強「我群」的道德情感^[17]，從集成的書籍到網誌與Facebook，以不同的節奏鞏固階級認同。面向大眾的勵志書，晚近所謂「療癒系」，無非是讓軟綿綿的記述在「沉浸」這個閱讀的古老效果裡徹底發酵，幫助意識與情緒維持在「可行動」（抑或是「可勞動」呢？）的狀態。

那麼階級勵志偶像的局限在哪呢？首先，「感覺良好」跟「想通」一件事不同，真正的成長要讓讀者參與其中。寒冬來不停的出版業不會放過肆一與 Peter Su 之類面向大眾的勵志作者，追獵 Paris Shih 與周偉航這類階級勵志偶像的嗅覺、拈出相投氣味做書的品味、經營的策略都益發圓熟，讀者不愁沒有同類作者可消費。然而，假使思考在消費過程缺席，抑或商品可資思考的深度不夠，讀者未能以自己的方式想通自己的困境，似乎只是讓自己重拾親身經歷日常生活的勇氣，不一定增長了閱歷^[18]。勵志商品遂更像興奮劑或百憂解。桑內特刻劃的自戀是等而下之的狀況，自我跟他人的界線消失（或被漠視），讀遍勵志的字句篇章，只看到自己的遭遇^[19]。圍繞著階級建立起來的自戀，往往裹攜了賤斥等趨向排除的情感，於是在維護自我的同時也漠視甚至傷害了他人 — — 或許可以不必如此。「想通」一件事，這件事對個體來說才著落到某個意義，個體於是有辦法規劃，要怎麼把此事編進個人的織理，嗣後個體可以直接處理這個意義，不需要每次都提取事件的諸般細節與枝節。帶著讀者一起思考，想通某個主題，這樣的作者與作品不僅珍稀，受過訓練或願意虛心同行的讀者亦非多數。

即便個體一再得到安慰，造成挫折、傷害等的原因沒有改變，再次受挫受傷就只是機率高低問題^[20]。在此我們需要跟對象拉開距離、確切認識它的態度，需要某種程度的科學知識。舉例來說，如前文的批評，《惡女力》指出多條逃逸路線，可是如果想改變令惡女出手戰鬥的環境條件，讀者很難從這本書看出癥結。劉墉的「我不是教你詐」系列是很經典的例子：劉寫厚黑諸相，卻鮮少討論是什麼條件讓厚黑變成最佳策略，搞得好像人間盡墨不如歸去火星。這就扣回前文對《惡女力》的兩個擬評之二：階級勵志偶像不斷切劃階級邊界，倘若區分不夠細膩，無處不是戰場，抗敵的張力就容易「回火」成為意識或無意識的壓力。粉絲不斷審查自己和他人的行為（噗浪有太多這類主題的偷偷說），黑粉截圖網紅的動態如數家珍；粉絲與黑粉動不動就掀起茶壺裡的政治鬥爭，但爭點往往跟「大部分人」的生活實情與福祉脫節。倘若網紅自己也加入「海巡」行列，那真是注意力經濟最嚴重的不經濟了。反過來說，如果不管階級勵志偶像到底說了什麼，照單全收成體己話，究竟要從何「打擊」、「對抗」，甚至實作 Paris 評註電影《黑天鵝》「透過自我凝視和情慾投射自父權框架逃脫」的戰術呢？從戲劇到儀式，中間存在一道弭不平的鴻溝。

戲劇與儀式的區分，童偉格在《童話故事》談亞陶與殘酷劇場的段落提及。「戲劇止於陳明關係，」童寫道，「而儀式在陳明關係之外，還可能進一步改變舊關係、穩固新關係」。然而，戲劇是在擬實的幻覺時間裡展演，儀式卻存在於參與者之間，在參與者共屬的社會時間裡開展，時機過了就是過了，當下條件沒到位就是成不了事，不能靠蒙太奇接回去。

縣城裡的理想主義

2015 年 3 月的《單讀》第九號，作家阿乙給許知遠訪談。許知遠像煎荷包蛋的模具，所幸阿乙不是安分的荷包蛋。阿乙說，他不得不住在北京 — — 家鄉是個縣城，縣城的物質條件不比大城市差，可是買不到什麼書，遑論文學書，「不得不被鳳凰傳奇、汪峰所決定」，當年認為思想先進的高中同學，現在聊起天「咋咋呼呼」^[21]，「人的意識其實是被縣城的大眾文化吞噬掉了」。「其實整個中國都在縣城化啊」，許知遠說得太快，阿乙不置可否，但他觀察到，理想主義在中國只能轉化成創業的激情，別條路都窒息了。台灣在政治與文化上固然有餘裕運營多元的理想主義，真要實現理想卻不可能不思考的。思考在於提出區分，闢出一條路將區分後的現象重新串過，隨著思路，方向拓出了，沿途風景都可解了。這個過程未必舒服快樂，未必能兌換物質資源，卻因其辛苦而十分「礪」志。Paris Shih 才出第一本書，有朝一日他能兼顧勵志與思考，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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