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遊擊文化出版的《牆國誌》譯序。
「街壘」一詞出現於十六世紀最後三十年，有個替法國王室打胡格諾教徒的軍頭，在戰事中被打爛了半張臉，那顆子彈發自戍塔底下的街壘。此後，尤其在十九世紀前半葉，以大型器物阻斷蜿蜒狹窄的城市街道的街壘，讓議會的先生們難以赴宴，消息散亂，政府鎮壓的武力也容易被分化。街壘成了起義的象徵，昭示街坊齊力抗爭的決心。但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城市街道拓寬，工業區的發展使勞動人民長途通勤，城鄉移民和都市更新沖散了老街坊，更別提大型家具等市民容易取得的素材，在坦克面前都不是障礙，一概碾壓、炸毀，於是街壘在二十世紀迅速沒落。
街坊換成平台，坦克換成鈔票，那麼街壘的歷史差堪比擬美國主導的網際網路發展。起初，小網站林立，互通聲氣，形成站群。繼而目錄（如草創時的Yahoo）、關鍵字搜尋（Google）、社交圖譜（Facebook）和內容（抖音）等「梳理」網路的方式各領風騷，在在顯示組織與詮釋資訊的商業價值。譬如對搜尋引擎來說，曾盛極一時的郵件名單、BBS和論壇都如同街壘，搜尋引擎對其內部情況若非一無所知，情報也很局限。
假若一個新服務成功煽動用戶湧入，而且還能留住人，那下一步通常就是拉牆，闢護城河，設立事務窗口（API），留住可套利的資訊。
在中國，政治凌駕一切，維穩優先。根據本書的報導，天安門事件前兩年，中國首度接上網際網路，九年後，總理李鵬簽署第一九五號國務院令〈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標誌「牆國」策略成為公開的遊戲規則，中國政府要窺看從網際網路進出全中國的資訊，牆內必須透明。
接下來十幾年，防火長城維穩成效甚佳。本書記錄了法輪功人士、流亡藏人、維吾爾人等各方與長城鬥法的故事，以及網路公民社會的街壘一一被清場的始末，這部份也是二○一六年，台灣二次政黨輪替後，輿論逐漸「有感」的面向。牆內牆外的差異不再只是臺商、臺幹親友的入境隨俗，而是出征蔡英文臉書帳號的五毛、小粉紅「平行時空」的言論。
「牆國」審查網路資訊這一面，很容易讓人感受到制度差異，進而上綱到文化、民主、自由等價值差異，本書對此多有著墨，在此不贅。值得注意的是，網路從處處街壘變成眾巨人的圍牆花園，就「圍牆」促進資訊產出，還有篩選、扣留資訊而言，並無二致，只是對公司而言是經濟利益，對中共而言主要是政治利益。當然中國、俄羅斯等威權國家之外，我們還能跟巨人談隱私，但隱私跟使用資訊服務的舒適、便利，大抵會是恆久的拔河。即使不給 Facebook 個人資料，你也沒辦法隱去你的帳號跟其他帳號的關係，畢竟社交圖譜是該公司的生財之道。
其次，在網際網路上束起十四億人口產生的資訊，讓中國得以豢養自有的資訊科技生態系，讓魯煒這種貨色成群結黨來尋租（參見本書第六、十五、二十等章）。審查網路資訊有其產值，是許多人的工資所繫，這是防火長城的經濟功能。尤其對佔中國人口九成的漢族來說，其他民族能否在網路上發展、延續其文化，恐怕很難當一回事，遑論迫害的相關資訊往往是被屏蔽的。
此外，中國多方滲透多邊主義的組織，外銷牆國之道，本書記錄了二○一二年世界資訊科技大會（第二十章）和二○一四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第二十一章）的始末，以及（主要是美國的）公民團體如何與之對抗。幸或不幸，武漢肺炎爆發後，中共在國際上的信用和國內的正當性都大打折扣。世人或許會逐漸認識到：僅限於有領土和武力的主權國家參與的俱樂部，未納入非政府組織的多邊主義，不見得有多高明——畢竟網路主權學說太迎合主權國家治理人口、維護政權的需求，中共更已準備好將全套技術輸出。
《牆國誌》記錄了街壘被打穿的歷史，然而，就如同街壘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晚上、巴黎的給呂薩克街重現，在香港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重現，群眾的資訊素養也會與審查機制共同演化。推陳出新的翻牆工具和本書第十八章提到的敏感詞鬥法，都是例子——當然，我們可能過度關注線上的情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