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提問
施明正的〈指導官與我〉的文體，首先讓我困惑。其句冗長，而且句子往往失去建立主詞與述詞的關係之功能，幾個逗號便有些許歧出，彷彿抗拒被連貫、一致地閱讀－－抑或無能如此？托承這種特定的說話方式，施明正描述自我的語言也有強烈的反差。卑微而自慚形穢的一面是這樣的：
- 羅織成囚，因而能從那個生命的分水嶺，這一豐脊滾下恐怖的深淵，變得非常可恥的懦弱、邋遢、屈辱、無能、貪生怕死（298）
- 膽小得遠比一隻小老鼠還不如地見笑（298）
- 生存在這種男不如女的時空，我是非常不適合於生而為人，尤其是生而為小男人，畏縮了的生之標準－－在此時此地。（298）
- 類似我的這一己被接枝、插種過的人種（299）
- 心靈的殘廢者（299）
- 豬狗不如的廢人（299）
- 癟種族類（299）
- 扁扁的一塊餅加了發粉成為一座澎澎的麵包（300）
- 像獵物的貨物（台語諧音：意為廢物）（301）
另方面，追憶服役時期，那時他是「未被完全孵出巨蛋卻已衝破石殼冒出雛形凸出於石中的石筍」，「白玉筍般挺直的美男」（320），即便被捕、坐監之後，仍會描述自我如是：「一直到被抓為止的施明正，在哪一方面都是頭目級的領導人物，從小學、中學、士校，我早年參與的生涯我都已領導者自居並被視為理所當然」（328）。從私人這一面來說，自我具有此等鮮明反差，而其中「已被接枝、插種過的人種」，甚至「多到可以自成一種族類」，以致有公共的性質。
我企圖以本文追溯與重建的遂是那「接枝、插種」的作法當中，一套圍繞著「安全」的技藝。這套技藝當頭罩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台灣，我設想它打磨了不只一代人，使戒嚴的效果跨越解嚴延展至今。規訓勢必以懲罰為後盾：軍、警與特務，監獄與馬場町，都是指導官權力深植人心的前提。指導官權力是外來政權銜接在地權力結構的重要環節，因為武力（如槍桿子）「不長眼」，只能綏靖包圍官署、毆打警察、示威遊行等的民眾，卻不能事先辨認甚至屏蔽「有害思想」。相較之下，課綱、選舉辦法、恩庇侍從體制則更能限定視域、左右人認定「可能」與「不可能」的判準，從而限定了行動。經過1950年代瓦解、屠戮中共地下黨的風聲鶴唳，1960年代末參與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下簡稱全青會）的劉佳欽，已認定選舉是改變政治體制唯一途徑，一方面是因為選舉時「聲音很大」：
他把台灣的教育文化經濟社會，包括這個司法，等等，他很深入的分析，為什麼不對、為什麼這樣下去會完蛋、為什麼國民黨這樣做下去的最後，一定會被共產黨吃掉。因為你自己這樣做的結果，台灣自己內部就爛掉了。他們很客觀的去分析，為什麼這個教育這樣不行、經濟這樣做不行、產業的這樣做不行，那麼司法這樣做不行、警察治安這樣為什麼不行。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對年輕人的一個啟發。啟發。真重要。（「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劉佳欽先生的訪談，未出版）
但另一方面，非選舉時期的重重監視與管控，更凸顯選舉時的充滿機會與行動空間。當然，即便是在全青會一案中，同仁的想像往往也有出入。與劉同案的顏尹謨，1967年帶著彭明敏的介紹信，跟後來瓦解全青會的國民黨特務陳光英，一道去日本找史明。史明回憶當時自己的判斷，憑藉（地方）選舉扳倒國民黨，他是不看好的－－直到1975年《台灣政論》發行，他才決定中止暴力破壞路線[1]。此外，在史明的記憶中，顏尹謨、劉佳欽、林水泉等全青會同案是「嚷嚷著要接受我們的革命訓練，回台灣進行武裝爆破行動」、「不斷向我表示想要在台灣進行爆破」[2][3]。行動者對於當下行動的選擇，未必認識得特別清晰，何況在不同策略之間曖昧游移，本是實作常態。以事後之明觀之，全青會同仁在台灣的行動還是圍繞著選舉，其後的走向，暴力破壞趨於零散，而從政論、出版、選舉等著手「圍事」的作法則抬頭。
台灣的政治抵抗史選擇了這樣的走向，指導官權力是一把推手。這套安全技藝所應對的問題是槍桿子與警棍不能直接觸及的思想，乃至於先行挑選出值得投資監視資源的對象。更重要的是，它給人對可能與不可能的判斷，設下規定，使人監視自己、強制自己，令權力增殖。二戰後的國民黨政權，在治理過程中逐步對社會的不同網絡測試、套用、挪用各種「安全」的技藝。訓導與輔導之於學校，指導官之於軍隊（乃及經歷過軍隊的生理男性），而教育學、精神病學等學門則供給「說詞」、為之背書。本文所論之圍繞指導官的權力乃是其中一環。
1.
施明正出生於1935年，父親是南台灣奇人施闊嘴，母親是父親五十歲時干犯天主教教規而娶的妾。1955年於海軍士官學校受訓，1962年被捕。施的世代位置與全青會的參與者，如林水泉（台北）、劉佳欽（嘉義）、黃華（黃明宗，基隆）相同，不過社會位置明顯有別。後者因緣不一地皆曾參與選舉，施明正則熱烈懷抱藝術家的志向，與紀弦來往。於是，他們走進台北市青島東路三號的軌跡也就不同了。全青會同仁的（準）組織遭特務滲透，但施明正卻是迂迴地經過弟弟的人際網絡，被咬了一口，羅織入案。
在全青會案當中，陳光英這個特務是行動夭折的主因，他一邊蒐集、一邊造就明確的「犯罪事實」。這是1950年代以來國民黨特務組織逐漸完善的工夫。施明正的際遇不同。從〈指導官與我〉看來，他的「安全資料」與其獲罪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說是反過來，從安全資料回頭建立「該獲罪的犯人」。這裡有兩種安全技藝，一種關於滲透、破壞、誘導、蒐證；另一種則詢問、善誘、威嚇、暗示。前者用來瓦解組織，後者則傾向桎梏個體。在社會的常態當中，前者處於逐漸連結、凝聚的狀態；後者則是獨特的－－這個個體自有一種抵抗被平均夷平的力量，一時還無法確定其危害，故有必要監視，盡早將其行動框限住。能令其自我監視、自我審核，那就再好不過了。
這種圍繞安全資料的權力佈局，施明正了然於心。〈指導官與我〉第一段就提到「安全資料的施設」，續而明白點出：
這些建立安全資料的無名功臣，基於維護秩序所加之於某一社會、人物所產生的因果、命運，跟其運作過程的形形色色，無寧是構成傑出小說的題材（298）。
因此，施明正立意將指導官權力納為素材。這一句話可能暗示：敘事者很清楚〈指導官與我〉是一篇 小說 [4]，行文遣詞的躓礙與突兀，本身就有凸出指導官權力的功能。這同樣的高度自覺與自嘲，多見於本文，譬如施明正敘及「四弟的同學的同學們」如何將他羅織進來：
後來才曉得他們中的一兩個職業學生，其實正被刻意地培養在細作網的整個可大可小的運作中，經由他們的亂咬，而被獎金的魅力所動的某些獵人集團所編導，我，一個脆弱的人，只好按著他們的編排，陷入自供的自白書之編寫。無風自抖地，俯視面前的官長，跌入追溯我的生涯中，某些可能會被或已被列入安全資料的回憶之流（302-303）。
而偵訊時，敘事者一邊發揮「從電影、文學、戀愛，以及先父教我如何從萬物的形意裏，探求國術自我修煉所得」的「動作表情術」，「解讀」正翻閱自白書的書記官的表情動作，「因此在他每一抬頭視我時，我總對應著他，如投手與捕手；更像知友們、戀人們似地，我盡可能發揮我從小習得的形意國術，以求得與他取得和諧，進而產生共鳴和默契」。在這番對（1962年在青島東路）訊問的回憶中，書記官與敘事者之間拉扯著卑微的張力：後者嘗試以身體迎合前者（未經問話，他不能開口），而前者不過是權力的末稍神經。
施明正在此記述了一處重要細節：
「你知道安全資料對你的命運很重要嗎？」
「......」我憂苦著俊臉。搖了半下頭，然後驟然點了下頭說：「是。......」一種頗像漏氣的輪胎，發出的無奈回答。
他微乎其微地泛起了些許憐惜吧。他又低下頭，手翻我的安全資料。也許感染到我的搖頭，他竟也酷似意欲揮走什麼思緒地搖了三分之一的頭，繼續閱讀下去......（302）
兩人的身體動作各承載不同意義，像是被一條權力關係之線扯動，沿著安全資料來回抽動數下，終於在那「搖了三分之一的頭」的瞬間－－「突然，我全身發軟，恐怖的寒意，遍布全身」。「半下」與「三分之一」是高度任意的，其間的數量差距標定出權力關係，同時也象徵運使權力的任意；然而那任意的身體動作引發的恐怖，卻跡近絕對，全身一軟，萬劫不復。此種圍繞著安全資料的權力能生產恐怖，恐怖展現於身體。
權力本來是一種媒介，讓一方的觀點、看法等促成另一方的行動。運用物理暴力（槍枝、警棍、拳頭等）來運使暴力，固然通常都能得逞，成本卻很高。而且，控制了一階，譬如以軍警控制人民，又迎來控制第二階的問題：誰來控制軍警？如何可能？「暴力可以證成，卻永遠不會正當」[5]：物理暴力僅是手段，講得出理由，訴諸「平亂」、「維持秩序」等必要，則可以被證成，只是所訴諸的必要狀態離現在越遠、越不可見，那麼能夠證成的程度也越低。因此，塑造正當、爭執正當與否，始終是維持穩定權力關係的日課。
這項日課主要發生在語言層次。支配邏輯，運用修辭：或是口頭上擠兌人，限縮其行動空間；或故作殷勤，與人為善，實則讓對方的行動發生在可以預期的方向與範圍；或紆尊降貴，令對方不察其無能為力的實情。不過，國民黨殖民台灣的辦法，首先是將北京話以外的語言貶為不正當，先廢一支胳膊。其次，對付「國語」運用裕如者，「恐怖」這一苗種很管用。恐怖之所以管用，是因為人與人的信任溶蝕，建立社會關係的基礎腐毀，人至多能在私領域有一些穩定的期望，若堅不同流合污，在社會上就要面對鋪天蓋地的不確定，遑論在公領域，怎麼可能「大範」（tua7-pan7）得起來呢？人家一挑剔，就變成「漏氣的輪胎」，甚至「全身發軟」，行動就自然而然消弭了。
〈指導官與我〉的主軸是回憶做兵和交往女尉官的第三到八節及其「檢討」，穿插與指導官交手的經驗。其中簡短的第五節值得注意。前後文充斥「那道疤痕乃是集時代控制人的巨掌所形成的威力，時時總會以其多樣式變體的魍神飄忽不定」、「我們的足跡，像被無形的可長、可短，但是總以其堅韌無比的繩子似的約束力，制限在園主容許的極限之內」等句子，紮根於身體的恐怖以及人際關係破產，相較於此，第五節卻運用身體，展現了小小的抵抗。好友Long被罰剃光頭，敘事者為了挺他，只好捨棄諸位女友，一起落髮。
翌日，土撥鼠似的指導官以訝異的神色看著我的光頭。[...]
「聽許聰敏的指導官說：他又賭博又打架，才罰他理光頭。那你理光頭，到底是為什麼？」
「......」我赧然地漫應道：「友情吧！」（308）
2.
讓恐怖得以生效的「道具」是安全資料（或稱安全紀錄）。為有別於此種資料本身，我將施明正刻劃的安全資料的特徵，概括稱為安全敘事。安全敘事的特徵有二：曖昧／張力（既肯定又否定）和收束因果關係的意志。
安全資料大抵就是黨國之眼所觀察到的人的生活總體。生活就是迎向雜多，在不同觀察者看來，同一個個人可能會有多樣的生活，高度複雜。不過，無論個人的生活單調或多樣，黨國之眼具有將生活「定調」、「歸於一統」的功能，這是因為它必須化約個人生活的千頭萬緒，否則無從處理。透過情治系統、警察、線民和安插在人民之中的特務、職業學生等，一與公領域接軌，人就無從確知自己此時此刻是否被觀察、紀錄著：「不斷湧來的日常生活中，處處有著他[指導官]的屬性的人物一再降臨，以保護著未被關起來之前，我們深愛的『安全』，乃是這一類無名功臣之賜予，卻是千真萬確的吧！」（335）。奉黨國的安全之名，犧牲個體存有的安全：
由於安全記錄是絕對不可能讓當事者過目，和知情的，因之我終於無法針對我毫不知情的事態，與執筆者對事物的反應－－憑其甚為主觀的、已呈官樣模式的，剛由當時之前八年，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的慘痛經驗，這血肉橫飛的新鮮傷痕所得的教訓所擬定而訓練出來，鞏固復興基地清除赤禍，因此過度敏感地演變到視文藝（反共八股式的東西除外）為蛇腹蠍手，加於本能的排斥；抑或利用其為宣揚政令視異己為魔鬼加於無情的猛擊的工具－－也無法以我不知執筆者到底以何種心態猜測我的心態所建立的安全資料，提出任何辯駁、更正，以閃避不知在何時何地就會被引爆，或繩之於法的無奈。只能像所有的人那樣把自己的生命，盲目地交給所謂命運。（323）
施明正以其經歷，經驗了兩種不同層次的安全之間的弔詭。這組弔詭也賦形於安全 敘事 ，也就是個體支應黨國對安全的需要而發展出來的一種故事（「描述某數目的人所為或經歷的行動與經驗序列，真實或想像不計」[6]）。我之所以要區分安全資料與安全敘事，在於敘事不但是一種故事，更牽涉「可否追隨」和「賦予情節」。「賦予情節」是指把行動者、目標、手段、互動、情境、意外、結果等異質的因子兜在一起，讓故事有了某種格局，而不只是單純的一事接著一事[7]。賦予情節若是成功，整個敘事就可追隨，接收者能夠（至少是模模糊糊地）掌握故事中行動者的意圖、行動的取向，乃至整則敘事的「所思」（這到底是一則怎麼樣的故事）。
已經有不少台灣文學作品，致力於描寫安全敘事對個體（政治犯所遭受的社會隔離）、私領域（家庭、家族）乃至公領域（競爭、逐利，沒在關切公共議題）的戕害。不過，這些作品及其評論，一方面指出安全敘事的虛妄和真實的苦難，同時也會產生一種效應，亦即安全敘事 無非 虛妄，無非「時代的錯誤」，尤其牽涉補償金與／或政治利益（特別是族群政治）時，安全敘事也隨之貶值。我們集體付出的代價，是輕縱成就安全敘事的黨國暴力，乃至安全敘事本身的邏輯。這種安全敘事對兩、三個世代的品格造成何種危害，我們反倒忽視了。甚至，危害是否延續至今，也無從評估起。
相較於黨國動用本該屬國家轄制的軍警、情治單位等資源來建立與維護的安全資料，安全敘事是行動者支應黨國對安全資料的需求所生產的敘事。安全敘事不僅有這樣的實用價值（但實用與否泰半取決於情治單位，即上引文「所謂命運」），更有界定自身（即認同）、引導自身行為的功能。國民黨的殖民工作，其對人民的接枝與插種，手段之一就是安全敘事。區別兩者，是為了更突顯安全資料是怎麼搜、怎麼撈的，而安全敘事又是怎麼「兜」或「兜不起來」的。
3.
回到本文的提問。我認為施明正「特殊的說話方式」（那真的是一種美學意義的「風格」嗎？），還有自卑與自大的強烈反差，可以視為安全敘事的效應。
首先是曖昧／張力，或說肯定與否定同時升高。第六節，敘事者跟指導官針對床墊下的藏書交了次手。指導官宣稱已讀過敘事者的安全資料，點出「俄國小說」，敘事者首先就自白看過哪些俄國小說，接著強調「證明我們中國人不僅只有《紅樓夢》，和五四的那些作品」，當指導官問及文學作品對革命的影響，敘事者立刻將政治與文學一刀兩斷：
「我不喜歡政治。我從未就文學作品與政治的因果，做過任何比較。我的一生，是注定要成為一個最純粹的文學藝術家。政治就讓喜歡政治的專家去處理吧！」（311）
一方面肯定創作世界一流文學的意志，另方面壓抑對政治的一切興趣；肯定與否定同時升高，其功能在於將生活的雜多強行捏塑成純粹的事物。這種斧鑿的純粹，回應著安全資料的定調需要。安全資料是偵測危險與平囿風險的機制，它需要認知個人的危險類型與程度。敘事者縱然有更複雜的想法，形諸言語的部分絕不能不純粹。
按敘述順序來說，施明正先讓讀者看到青島東路三號的書記官「速讀」敘事者的安全資料，而使讀者產生有形、可觸的設想；稍後這段床墊風雲，指導官則只有在口頭上提及「看過你的資料」。有意思的是，安全資料始終可以處於「虛擬」（virtual）的狀態：指導官宣稱他看過，敘事者無從驗證，同樣，敘事者也不知道書記官速讀的那疊紙，究竟是為這次辦案特設，還是早已在島上某一處檔案櫃中默默積澱。只有一本嗎？還是有紛紜變體？這也是研究行政權力運作限度的一處切入點。
根據業已查閱過的安全資料，指導官繼續追問敘事者怎麼看待某些傳記書籍的政治色彩。這是個好問題，敘事者不得不暫且放下撐張力的策略，轉向曖昧：
「我是把他們當做傳記文學來看的。本質上，我不是以政治的角度去看他們。而是把他們當做某一個時代裏出現的人物，去看他們，並沉思如何會有那樣的人，活在那種時空裏，他們又用什麼方法去處理他們自己與他們的國家和同胞，而不失做為一個人便應像一個人那樣地恪遵做人應有的德行...。這是很有趣的，讀這些傳記充滿了異國情調的浪漫感受，就像我們在電影上，看過的傳記片那樣深受感動。」（311）
這段自白有許多理路兜不籠的地方。敘事者所謂「處理他們自己與他們的國家和同胞」何曾不是政治，末句又陡然轉向異國情調與浪漫感受。「可以是這樣、又可以是那樣」，模稜兩可，或維持兩可而不下判斷，即我所謂之曖昧，在這段話當中展現得很清楚。
為什麼前一種訴諸張力的策略在這個問題不管用？那是因為指導官指出了對象本身多方面的牽纏，間接指控敘事者的認同或行動不純正，在言語上擠兌住了敘事者，他不得不改採曖昧策略。安全敘事值得注意的一項特點，正是它容許這兩種敘事策略並存。
施明正接著讓指導官「嚴肅地正坐」，拋出一句：「你有沒有夢見過 國父？」（312）
4.
對敘事者而言，「這些回憶怎麼說也不能壞到哪裏。」然而，施明正要說：「你[敘事者]的安全資料，雖然很糟， 不過你空洞的自白書更糟 」（323）。
安全資料跟安全敘事的對張，在第九節淋漓盡致。安全資料已經寫便便，讓「從高雄押解我們三個獵物的牛爺馬爺...不時地看著翻閱 他們所創造的劇本 」（粗體為我所加），但黨國還要尋求安全資料與安全敘事一致。在此我們看到安全敘事的第二項特徵，亦即收束因果關係的意志。指導官問敘事者是否夢見過國父，因為他期望因果關係由彼流出，像水循環一樣，復回歸彼處（施明正自己也作了宗教的比喻[333]）。不論叛亂意圖是真是假，都牽扯太多不同層次、時間各殊的因果關係，黨國的安全可無暇顧及，黨國只要你出入都路由黨國的網絡，做不到的話，家裡供奉「三位聖明的玉照」，那也交代得過去。到了1970年代末乃至美麗島事件時，施明正的安全敘事已經琢磨得爐火純青：「我坦誠地把我自己弄成一個在太陽底下不管從那個角度看我都會是一個透明的人那樣地任由想要蒐集我安全資料的人一目了然」（334）。
1985年發表〈指導官與我〉，施明正讓敘事者公開自白：「我非常抱歉無法告訴來訪的指導官...其實我一直都在想著美女、詩、畫、小說、推拿，因之我到目前不曾在夢中，而是曾在白天或夜晚，心靈極度恐懼時頻頻呼喚哀告過那位他所崇拜的偉人」（332-3）。安全資料與安全敘事已經「同步」得平滑無痕，意識才得以透明如斯，抵抗的可能竟然只剩下無意識作功而成的夢－－
5.
這麼說恐怕言過其實，不過，〈指導官與我〉行文的特異之處，誠然可見施明正窮力抵抗安全敘事－－張力策略、曖昧策略和收束因果關係－－對他自身的效應。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安全敘事的效應的確起了作用，將這篇小說塑造成我們所見的模樣。敘事者不吝惜讚美自己的外貌與才華，又大肆批評自己的卑懦囁嚅；一方面抬升與Long的美好回憶，同時著墨於黨國權力假指導官、審判、監禁所帶來的恐怖，尤其身體反應。這是張力策略。
對於國民黨政權的殖民，施明正選擇曲語、婉言，選擇寫不易理解的長句。既將身為階下囚所見識的、圍繞安全資料的部分機制寫出來，將他蒙受的苦難寫出來，可是，敘事者對於指導官乃至於整個政權，卻無法不表示「感謝」（第十節）。這種曖昧源於作者施明正與敘事者「我」之間的曖昧，亦即文學的抵抗總有一部分發自這個抵抗著（或逐步被安全敘事收編的）作者。作者施明正有他身為政治犯的日常生活（「可是這幾年來，我們已經不勝其煩，也許單位之多，來訪者之眾，問話的千篇一律地無味，加上線民素質、態度的惡劣，委實使我們頗感不勝其超載之苦。」），有他不得不以女人、酒、宗教等方式與之共存的日常生活，而〈指導官與我〉的「我」，畢竟只是這廣漠雜多的日常生活畢力凝聚的一份採樣。作者施明正與他的作品無法兩斷，也無法在其中一者中真正企及純粹的美學或純粹的政治（作夢也夢到國父）。我認為這份採樣不但高度代表施明正此人，更具有觀照整個時代、前後三代人的公共性質。
6.
安全資料與安全敘事的媒合，之所以能生效，仰賴黨國動員國家資源，去破壞個人的社會關係，使其在社會各場域無地立錐。
施明正費了不少篇幅寫信任的瓦解（林天瑞、柯影帝、陳三興咬人與被咬），因為當社會關係漸次腐蝕，人的自我敘事能夠紮根的土壤也越來越畸零，最後，安全敘事成為主導認同的敘事，既是不得不的選擇，也是物理與象徵暴力下難以避免的結果。容我岔開來對照兩則敘事，以闡明這一論點。
1942年生於苗栗通霄的英傑，剛結婚時落腳台中8。1980年代的5年間，在異性戀婚姻之外，他還經營一段同性伴侶關係，對象叫博智，在某同性戀出入者眾的咖啡館認識的。博智很貼心，英傑也將妻兒帶去咖啡館，介紹雙方認識。英傑之妻也教他怎麼照料胃不好的博智（英傑妻不知兩人關係）。英傑經營雙重生活，而在他的自我敘事中，他援引「男人對家庭的責任」來證成自己的行為。他強調對家庭的責任以及讓老婆安心等基本原則，強調「情」跟「愛」的區別：前者是猜疑的豎心旁，而且總是「青」、不會「熟」；後者的寶蓋宛如屋簷，底下是一顆由「友」支持的「心」。他知道「越界」但自覺還沒有玩得過火，支持他的「論據」是他將兩邊都安頓好，盡到「丈夫」的責任。
訪談前文提及的全青會案當事人劉佳欽先生時，我聽聞另一則敘事。假使史明的回憶可信，那麼全青會並不如劉佳欽先生所言，完全致力於選舉一途，而是也曾考慮暴力破壞等戰術。不過，劉佳欽先生在訪談中強調漢移民渡台「從無到有」的建設艱辛，「不好毀掉」，所以跟國民黨動刀動槍，他們是不願意的。如前所述，不論全青會同仁當時的共識或各懷的心思為何，我們可以理解，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劉佳欽先生更願意鞏固「全青會是選舉路線的先鋒」這樣的歷史判斷。重點在於這個判斷得以成立的條件，是漢人艱辛渡台、開墾、建設的敘事（原住民呢？）。這則敘事仍然在社會關係當中流轉，固有效力，儘管受到挑戰、逐漸褪色，但他已經追不上那些挑戰發展的速度了。總而言之，「選舉路線」的自我敘事，可以建立在「漢人渡台開墾」及其所牽繫的社會關係之上。
相較於施明正的狀況，受訪時的英傑雖是老年男同性戀，他仍然可以援引「家」與責任的敘事來證成自己的雙重生活，因為他成功維繫了雙重生活牽涉的社會關係。劉佳欽先生跟施明正一樣，都曾坐過政治監，他撐到今天，於是有機會參與自己和全青會所受到的評價。他的說服內容，也即他（與全青會相扣）的自我敘事，則建立在族群的神話上。
或許是易傷，或許宗教上的罪疚感與責任感較強，或許是他四弟（1962年被迫羅織自己弟弟的痛苦[327]，以及1977年以降施明德坐監15年出獄後，旋即又投身黨外運動），施明正似比上述兩位更為孤寂，如王德威序論所言，「獵人與獵物成了親密的夥伴」（19），安全資料與安全敘事若何符節。然而，我們不該輕忽文學場的緘默與施的控訴：
文藝家們自私、苟且地躲在安全地帶耽樂於空靈、美色、甜膩的官能之追求；不顧同胞與人類良知、格調的喪失帶給人類最大的死對頭，那可怕的、巨大的、無形的、無所不在的，應該面對而不是逃避，因之愈躲愈糟，愈怕愈是助紂為虐的極權之迷信等等追逐與歌頌。（330）
社會關係的瓦解，更在於沒有社群的支持。施明正絕不是什麼勇者烈士，只是時無英雄，他這個豎子竟比余光中之流高貴得太多。然而在2013年的今日，兩類人（而不是這兩個 個人 ）在文學場中的位置，容或漸漸會透過評論、研究等，得到詩的正義，但若說起台灣人認識兩者的程度，恐怕仍少了點轉型正義，而這豈不是文學場中人該當仁不讓之事？
7.
本文承〈〈第六病室〉、柏拉圖的洞穴寓言與在台灣的我〉之餘緒，意向於尋覓與自身具有歷史親近性的心靈。本文著墨於安全資料與安全敘事之區分，主張其為〈指導官與我〉的主導區分。一階而言，我們可以從〈指導官與我〉歸納出安全敘事的特徵，以及生產安全資料的部分條件；走到二階，則可以將這組區分運用於〈指導官與我〉本身，回答提問當中所困惑的文體問題，可視為施明正本人「消化」安全敘事的表現，卻也透露出他的抵抗。
如何認清自己身上的施明正，如何走出更寬廣大範的路，如何從殖民者手中奪回公共領域。我認為這是〈指導官與我〉的歷史性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