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方便起見，姑且定義文青為這樣一種人：因其自身浸潤而看重符號乃至隱喻的運用與操作，且在自身操作符號的過程中養成反身思考的習慣，進而比較有可能察覺弔詭（「真心讓人活不下去」）。文青的課題是符號構成的實在跟身體所處的實在往往出入甚大，但身為文青繼受或積澱來的餘裕（主要是感官得到的訓練，欠栽培的人往往只能導向大眾媒體餵養的感知模式）總讓他們更把前者「當真」，以至較真甚至較勁，於是情緒與情感都隨著符號營造出來的實在而放大，而值得耽溺。
就此而言，《文青之死》收錄的作品的確有個收斂的方向。黃錦樹已經指出「出狀況的婚姻」、「衰老、死亡陰影籠罩的家中老人、半大不小的孩子、不尷不尬的工作」，表現在身體上則是癌與內臟（尤其胃） — — dead body是關於貫徹意志的故事，dying body則不僅是意志逐漸撒手的過程，更強迫人重新面對關係。在王定國那裡還需要安排「神蹟來到的這一刻」、湊齊三代同堂演員的算計，賴香吟則是從病或透著病識感的敘述（這對文青而言已足致病）帶出那個總體難題：日常生活。
緣其雜多，日常生活極難觸碰。綜觀社會，加速度相對慢的歷史時期，比較有機會一一琢磨各種生活方式，而1960年代以降的台灣，生活方式的迭代與新創速度之快，生活能有「定石」，可能已經變成經濟資本雄厚者的特權（「年薪200萬和靠爸有5000萬房」或是「孤獨的踩雷家」的教養心得）。至於中低經濟資本的階級，窮忙、瞎忙是一般寫照，他們被逼著趕上社會現象而非深層結構變遷的速度。
不過，《文青之死》所輯小說本身談論的，主要是日常生活露出破綻的轉變時刻。
賴香吟的slow down修行（參〈後記：時差〉）成效卓著，《文青之死》各篇在速度上拿捏得很精準，特別是緩慢加速後的嘎然而止，像〈靜到突然〉尾聲的機車小旅行，〈暮色將至〉的臨終，〈約會〉等待回答的頓捺，〈日正當中〉把憂鬱的時間重新縫進媽媽生病與復原的時間，終於出土孩提時的漫長等待。日常生活拖磨來去，終於輕盈的時刻之所以充滿張力，或許是因為文青容易受符號乃至隱喻激擾，諸如天竺鼠乍死，Elliott Smith「明明單調」的聲音，身體墮去的病痛，都能激起情緒與情感，像是跟日常生活並行的介面。隔著這層介面，日常生活更難、也更容易推動。更難，因為文青知道生活的他方就在他自己改變視角的技巧裡；更容易，因為日常生活某種程度是自我生產的，此之謂惰性，符號與隱喻的實在適足讓文青跟生活維持一根菸的距離。
賴香吟的技藝在於縫合這些來自不同觀察者的時間，讓日常生活的「更難、也更容易」跳出來。寫作上若硬要雞蛋裡挑骨頭，或許是明擺的隱喻都點破得太多，少了其他詮釋展開的餘地 — — 倒是許多對話寫得逼近隱喻，像華森陡然問蘇菲「妳怕嗎？」之後幾句（116–7），〈小原〉最後一大段（194–8），淺近的語言道出人生的謎題。
要是較真起來（誰知道是不是較勁），我以為賴香吟回收的「文青」混著兩種類型。一種是本文所謂「容易被符號與象徵激擾」的人。另一種，由於視覺（文字、圖像）、聲音、氣味等類型的符號分配，部分取決於媒介的社會史，於是看重符號的這種人或許各個時空的社會中都找得到，台灣的「文青」卻有它自己的氣味。〈暮色將至〉和〈文青之死〉是扣到這後一種文青的作品，台灣特有的社會條件則是比較間接（「景氣不好，全民低潮」、台式科層文化、日本旅遊熱、區域重劃房價起飛等）地引入其他篇章。近些年Lomo-Instagram式文青現身前，政治是台灣歷代文青不易拿捏距離的場域。我能揣想、理解《文青之死》以身體為錨的考量，只是可惜日常生活批判的付之闕如。掩卷甚至覺得死去又活過來的文青是賴香吟。
我覺得可惜的是作者並未嘗試「為什麼不Fight？」的其他種答法，本書只有一種回應：活下去。當然，活下去不只有字面義：「我們把活力的箭頭從外部結構轉向日常生活、個人感覺；⋯⋯我們這一代倒是殷勤於感覺裡打轉了。」當然，這或許是因為賴「見證這一代最傑出的心靈毀於」 — — 政治惹起的瘋狂？可是「我」也很清楚，「若不是還有點經濟基礎，根本不可能談什麼感覺」，文化某種程度確實是買空賣空。到此打住。至少這幾篇小說的範圍內，我們只能想像「若幾乎沒有經濟基礎」該怎麼活，而這會牽涉怎樣的人會響應怎樣的集體政治行動，從而有可能重新定義生活的感知模式。這是比較膚淺也不盡正當的批評，我只是覺得「活力的箭頭」轉了很多方向，「殷勤於感覺裡打轉」所蘊含的文章，作者是寧願不作，抑或這就是全部的敘述。
第二個不盡正當的批評是關於日常生活的知識。Henri Lefebvre早先（1947）提起的脈絡是反對法西斯式的神秘化與基進左翼（在當時應該就是指毛式）的反智識，他強調日常生活不惹眼的事物，既為人類勞動的歷史積澱，關於這些事物的知識正是讓人腳踏實地的條件。今日的日常生活則因其分化與高度複雜而產生大量局部知識，幾不再有總體可言，知識也成為理解他人的門檻 — — 而有可能藉由書寫而跨越。就台灣社會裡確實有個階級與世代位置的文青而言，《文青之死》觸及的關於他們的知識很少，作者關注的或許是更一般性的主題，可是，比方說，如果已經有《愛在瘟疫蔓延時》，為什麼還要讀〈約會〉？未來的「文學課」（借黃錦樹的區分）恐怕會更靠近科學（測量並詮釋以實驗介入世界的產出）與科學生產的知識。
誰是「在口袋裡裝滿石頭的人」？不安於日常生活本身的詮釋者。
（本文原刊於《祕密讀者（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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