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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訶夫的〈第六病室〉（1892）或可讀成柏拉圖的洞穴寓言的兩重翻轉。若將第六病室視為洞穴，那麼第一重翻轉的是洞穴內外，第二重翻轉的是可見的（對真理的）模仿與不可見的真理。人類事務在洞穴外發生，厭煩了的哲學家朝洞穴探頭探腦，偶爾來一場真正的哲學對話。在對話中他被嘲諷，嘲諷他能在洞穴外享受真正的生活，卻迷戀於繪聲繪影的理念，不解洞穴內逼切的痛苦。最後哲學家不諳人事，潦倒了，也住進去，深刻感受到痛苦，很快就死了。

希臘的哲學家若不容於城邦，他會被放逐或逼死（蘇格拉底）。深受蘇格拉底之死震撼的柏拉圖所構思的洞穴寓言，於是給哲學家一片洞穴外的理型的天空，美不勝收，但哲學家必須放下人類事務，獨入永恆的沉思。一旦他回到洞穴，沒見過真理之美的同儕勢必歧視他，除非哲學家憑藉外在於世界的權威－－得自真理－－而為王，按照合乎理性的模型統治城邦。如此才能確保哲學家的安全。這是真理與政治的關係的一個古代版本。

〈第六病室〉則是現代版本。哲學家不再是獨自出洞探險的那位勇者，反之，他反而是「盲目」的那位，當他講談哲學、將不可見的真理形諸語言時，將無視自身閒暇的條件，而這種對人類事務的盲目，倒頭來使他進入洞穴。他成為瘋人之一，橫受暴力統治。〈第六病室〉中的政治圈與醫界結構同形，而道德與真理並不是全不容於彼，只是這些場域容不下徹底的、完全的道德與真理。如果自囚或受制於特定的邏輯類型，無法切換，即便邏輯一致，也無法生活。生活就是迎向雜多，行經並拾掇起「合理」的一部分，撐持一個或幾個自我。那些徹底與完全的真理，只合在瘋人的病室，當管理員熟睡：

他就放任自己，熱烈而奔放地講起來。他的話講得雜亂，急促，像是夢囈，斷斷續續，常常使人聽不懂，不過另一方面，從這一切，從他的話語和聲調裡卻可以聽出一種非常優美的東西。他滔滔不絕的講著，您就會看出他既是瘋子，又是人。他那些瘋話是難以寫在紙上的。他談到人的卑鄙，談到踐踏真理的暴力，談到將來人世間會有的美好生活，談到窗上的鐵格子，這使他隨時想起強暴者的麻木和殘忍。結果他的話就成了由許多古老而還沒過時的歌所合成的一首雜亂無章的集成曲了。

生活就是迎向雜多，「可是命運把我們打發到多麼荒僻的地方來了！最惱人的是我們不得不死在這個地方」。有兩種市民階級。一種是葉菲梅奇（可為上段那位哲學家一例），一種是海德格爾。葉菲梅奇厭憎環境的荒僻不文，海德格爾欣然接受，謳歌土地、基礎與起源（施密特界定游擊隊的本質時也特別強調這些特徵，對比於海賊）。葉菲梅奇沒有看見自身承載的文明與文化的物質條件，一旦失去那些條件，他就沒辦法生存了。 海德格爾則憑其努力，將不無可能淪為瘋人話語的思想，強加上形式，譬如那艱奧的字源學，而進入哲學家之林，且在1933年的時勢下站上講壇，談德國大學的「自我主張」：

學生對本質的欲求，必須自學問至高的清晰和嚴謹中掙來，且按學問的本質，將關於人民和他的國家之共同見識定型，步步進取，堅定無疑。兩種欲求須在鬥爭中針鋒相對。一切意志與思維的能力，心的一切力量、軀體的一切能耐，必須經由鬥爭才能開展，在鬥爭中攀升，且作為鬥爭而留存。

這段話模稜兩可之至。學問的規範和「關於人民與[…]國家的共同見識」，在鬥爭中誰會勝出？何以致之？這段話的巧妙之處就在於將人民和國家同「共同見識」（Mitwissenschaft）夾纏在一塊兒，使人民與國家搆得上學問（Wissenschaft），而學問終不離人民與國家。不過，歷史是納粹平靖了某些意志與思維的能力，留下服膺納粹的觀審判準的，並不遺餘力地榨取心的力量和軀體的能耐，於前線與集中營。

早先，另有一位教員名喚康德，他比較接近葉菲梅奇。為文迴護哲學在大學裡的自由，須先於高等科系（在此指神學、法學、醫學）對學問的佔有。首先他區分違法和合法的爭議。違法的爭議要嘛肇因於不允許公開論辯學說的內容，要嘛由於爭議一方或多方不以根植於彼此理性為客觀依據，反倒訴諸通過傾意而確定的主觀判斷－－意見，柏拉圖的洞穴中的光景，也是我們在這「離鐵道二百俄里的小城市」司空見慣的。合法的爭議，則發生在政府審裁後授權高等宣講的學說與依據理性的哲學之間，是學科間的爭議，而非哲學與政府的對立。這組區分的前提是法則的制定與遂行，教員康德固然心儀那種普世的合乎理性的法則，但就他所在的彼時彼地實際有效的「法則」，也只能託之予政府，並為其論證兩種法則是一致的。

（康德期望政府不要以權威限制哲學執秉理性的自由，哲學有朝一日將報以比絕對權威更好的（治理）手段。教員康德的承諾庶幾實現了，單就醫學而言：「他[葉菲梅奇]清楚地知道，近二十五年來醫學發生了神話般的變化」，「梅毒已經可以得到根本治療。還有遺傳學說，催眠術，巴斯德與科赫的發現，以統計為基礎的衛生學」，「精神病學以及現代的精神病分類法、診斷法、醫療法」，「現在不再往瘋子頭上潑冷水，也不再給他們穿緊身衣，而用人道主義態度對待⋯甚至為他們演劇、辦舞會了」。洞穴內外的翻轉便是建立在諸如此類的發展上。）

葉菲梅奇耽於思想之無根，海德格爾盛贊農民承載的土地的性格，我兼得兩種小市民所長。「可是命運把我們打發到多麼荒僻的地方來了」，我小時候大抵是這麼想的；稍長，讀了點書，開始把根紮在對殖民歷史與殖民者的憤恨中，多少也迷戀著「鬥爭」二字。但我漸漸明白，會不會如此就老成猶太人莫依塞依卡：「輕聲唱歌，嘻嘻地笑」，「到了晚上，他也表現出孩子氣的歡樂和活潑的性格」，「只有他一個人得到允許可以從小屋里走出去，甚至走出醫院到街上去」，「他享受這樣的特權由來已久，大概因為他是醫院裡的老病人，又是安分而不傷人的呆子，已經成為城裡的小丑」。「他給同伴端水，在他們睡覺的時候給他們蓋被，答應他們說，他會從街上給他們每人帶一個小錢回來，給他們每人做一頂新帽子」，「他這樣做不是出於憐憫心，也不是出於什麼人道主義性質的考慮，而是模仿他右邊的鄰居洛羅莫夫，不知不覺地受了他的影響」。

對命運的抱怨轉化成對土地的愛，但我的這種愛裡原也包含一種軟弱，亦即透過負面的情感，轉化我之無能離開、無能改變。最近我找到一個有歷史親近性的心靈，施明正的〈輔導官與我〉。這改天再說好了。